介绍入了团。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机关被破坏，我和其它七个人被捕。八月，我被转押北平狱中，九月生大儿北平。十月，因敌人拿不出具体证据，我被保获释，住在关中会馆。北方的地下党组织让我在成长会馆见到了在北平美院进修的二姐黄侠仙。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姊妹的最后一面。

    这年十一月，子文来北平接我们母子回陕。这时，我才知道子文到山西后，组织了一支晋西游击队。八、九月，他们西渡黄河到了陕北。这次他到北平接我，是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让他来的。在北平，子文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俩劝我回三原武字区搞革命工作，因我要求在外地工作，不愿回家乡，子文只好先回陕西，随后乔国桢同志又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回陕西。我虽不知他当时的身份和职务，但觉得他是代表党组织与我交谈的，自己不好再坚持个人意见，决定回陕。

    一九三二年正月，我回到家乡武字区。子文这时在陕甘游击队工作。

    一九三二年秋，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子文担任主席。后来武字区遭到六县民团围剿，子文便离开武字区和张文华一块到富平找我，商量一块北上。这时已是一九三三年春上，我因有小孩，无法同行，他们就将我母子送到渭南张文华家中住了下来。

    八月的一天，子文突然回到渭南，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北后在红二十六军工作。五月，杜衡强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后，省委决定让子文追赶部队阻止二团南下。半个月后，他背着刘志丹同志来到张文华家，同来的有王世泰等同志。他们在家里商量过河回照金的事，让我在门外放哨，我才知二团南下失败了。

    敌人为了消灭红军，在赤水渭河渡口派兵封锁，严密把守。如何渡过渭河，他们多次研究，一时拿不定主意。见他们为渡河的事作难，我就要求掩护他们过河，志丹同志觉得事关重大，不忍心让我冒险。子文笑着说：“我老婆坐过牢，修过枪，胆子大着哩！让她去，我放心，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我和子文结婚几年，虽然在一块生活时间很少，但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随后，他又将如何渡河的办法告诉了大家。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过河那天，我与王世泰扮成假夫妇，以过河吊丧为名，我提着柳条编的笼，将四支盒子枪藏在笼里，上面放些献食、火纸等吊丧用品。王世泰抱着两岁多的北平，过走边逗孩子。桥头哨兵见我们表情自然，也没有多问，就放了行。过河走了好远。我的心还“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我们过渭河的那天，志丹、子文等也从其他渡口过了河。不多几天，他们便回到了照金，我仍留在渭南。

    一九三五年春的一天，我在旬邑意外的碰到我的两个侄女，一个是大哥子祥的女儿黄培兰，一个是我娘家三哥的女儿李金芳。她俩是由学校北上参加革命的。当时她俩年龄一样大，都是十七岁。不久，金芳北上，我和培兰到了正宁。七月，错误肃反开始，我和培兰被关押在一个监牢。不久，培兰被害了。十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我被释放出来，这才知金芳也在洛河川被害。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捕的前几天，习仲勋同志和子文、志丹也被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在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到达后才被释。由于我获释后去瓦窑堡，因而仍未和子文见面。这一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到庆阳的抗敌后援会做妇女工作时，遇见了子文，我们已两年多未见面了。他来庆阳担任了后援会主任。听子文说他在三三年任四十二师政治主任时，因作风问题处分过高岗，高记仇在心，在豹子川寻借口把子文逮捕，后被习仲勋和谢子长等同志救了下来，才得释放。三四年十一月，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三五年七月，朱理治路过南区，因他和子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不一，朱即诬陷子文为右派，肃反中将他关押。获释后，被派到庆阳城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