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元做路费，去了天津。

    子文到天津后，被安排在北方局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春，北方局派他去山西组织兵变，李盛云留在天津。子文到山西后，先和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接了头，让他去高桂滋部队搞兵变。子文在第二次去高桂滋部途中，听说高部一个团已经兵变，改为红二十四军后，遭敌袭击，去向不明，他只得返回石家庄。后来，刘天章又决定让他去汾阳找拓克宽，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夏，子文和拓克宽在那儿组织了晋西游击队，子文被山西省委任命为游击队政委，拓克宽任队长。九月，晋西游击队接山西省委指示，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一九三二年春，陕西省委指示子文回武字区工作。此后，他曾任陕甘游击队政治主任、渭北特委常委、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

    一九三四年清明节后，我和黄子文在西安秘密见面，我们住在四府街四十八号。这时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刘志丹股匪攻占黄堡，有迫击炮、机关枪甚伙”等语。我兴奋地递给子文说：“还是北上。”子文说：“黄堡镇在耀县北约二、三十里处，周围的地主、土豪多逃在这个堡子，民团约有六十多枝枪，去年腊月我请假回西安养病时，部队尚没有机关枪和迫击炮。”我断定地说：“黄堡镇本不易攻克，而居然打下，证明我们部队战斗力很不错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武字区。第二天，经白耀清介绍我见了淳化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叶某（忘了名字），他是到西安看病的，我向他打听了去北边沿路敌人的部队情况。第三天黄昏，我和子文、耀清等人从草滩过河，路上耀清说叶指导员告诉他，子文被红二二十六军开除党籍了。我听后让耀清先不要告诉子文，可是子文早就知道了。一会儿他反而对我说：“红二十六军把我党籍开除了。革命不计较个人委屈，我组织游击队，是为着工农大众的解放。”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贵品质是多么可贵呀！第四天晚，我们到了武字区。在柴尧坡住下，子文安排王启德接待了我们。到武字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集合了十二、三个人，拿着王泰吉起义时留给武字区的三支毛瑟枪、一只小八响和一支盒子枪，上了嵯峨山的二台子。在二台子，我们选子文当队长，恢复成立了“渭北游击队”。十多天后，我们来到七碣石，见到第三路游击队政委张仲良和总指挥王安民，他们发给渭北游击队十一条步枪，每枝枪还配备给两排子弹。第二天下午，我们决定回武字区。夏至将临，夜短天长，因走错了路，天明前才到陵前北边。第三天，子文同白耀清去西安。过了七、八天，子文同蔡子伟、许国琏、张静文（女）一块回到武字区。晚上，我们十六、七个人又上二台子宿营，当转到七碣石时，正是早饭时间，突然传来枪声，我们即向东运动。到东坪附近，碰见张仲良率领的特务队，才知他们在白家山遇到了敌人，总指挥王安民在战斗中阵亡。由于王安民牺牲，子文被公推为第三路游击队代理总指挥。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第三路游击队北上开会。我和许国琏去西安买枪，在西安遇见了盛云之弟李盛弟。他对我讲：子文被高岗扣押，志丹辞职。于是，我把买到的枪和子弹转移到三原同官张李盛云他二哥家，继续打探子文的消息。

    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邦英任书记后，派董老二、张老五到西安、三原寻找我。农历九月十四日晚，我同张老五蒲儿一块北上第三路游击队秘密根据地七碣石。农历九月二十七日，黄子文由南梁陕甘边苏维埃开完代表大会回来，向我叙述了代表大会情况和高岗扣他的情形，并要我任边区南区苏维埃办事处秘书长。十一月二十日，我被正式调任陕甘边苏维埃任政治秘书长。

    一九三五年农历二月二十日左右，我军与马鸿宾部队战斗受挫后，习仲勋主持会议部署打击敌人，让我以特派员名义到南区调红一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