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阻敌。我到小石崖，一团刚战斗失利退回。我只得北上太白附近的黑水寺地区，调富县的游击队与甘泉游击队配合。在那儿遇见了张仲良，他说红一团可能退到淳化悟空洞一带了。于是我与仲良一块南下找一团。几天后，在淳化寻到一团和淳耀游击队。我与仲良逐决定将两个主力连重新编制充实，由黄子文任团长，由贾维义和从胡宗南部起义过来的马连长任团副，我任政委，仲良任顾问。同时决定由子文、仲良率军向礼泉、彬县地区出击。在礼泉叱干消灭敌人一个民团，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一九三五年九月，陕北肃反时，子文回到甘泉县洛河川，被错误地逮捕关押。十月，毛主席到达吴旗镇，子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得救。子文被中央保卫局安排到瓦窑堡中央兵工厂工作。

    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后方红军政治部主任兼红军学校政委袁国平同志调子文到红军学校当政治教员（设在瓦窑堡）。九月，党中央迁到保安，红军学校随迁到保安。不久，红军学校又迁至甘肃环县曲名镇。这时，贺龙的教导团及红四、六军红军大学也到这里，三方面在木钵镇合编为中央红军教导师。十二月底，教导师迁到庆阳城后，把一团的两个连编为政治连，我任一连政治教师，黄子文任二连政治教师。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后，陇东特委成立，袁国平任书记，让我和子文等20余人留在地方工作。子文任庆阳县抗敌后援会主任时，改名为王文。

    一九三八年，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通知我、黄子文和柳青等回延安。子文怕又遭高岗报复，便向陇东特委组织部长李铁轮请假，于五月回到三原武字区。八月子文去安吴青训班学习。一九四零年夏，子文回到边区，省委调他到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下农村搞社会调查，还到范文澜主办的研究院政治系研究了半年中国各党派等专题。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西北局对子文作有历史结论，并决定恢复子文的党籍。但是就在决定即将发下来时，子文却在高岗找他谈话之后离开延安。这是四九年西安解放时，习仲勋在西北局对我说的，张邦英也对我说过这件事。

    子文从延安回三原后，于四三年农历二月初六夜，与一个马列学院的学生一同到渭南我家找我。我当时在中央政治保卫局西北情报处（吴德峰任处长）做情报工作，子文不知我的真正身份，我们一直谈到天明。他说：“魏志毅现担任省保二团团长，想活动一个守备司令，让田裕国几次找我，为的是要我将武字区保甲武装拉出去编为一个大队。所以我为暂求得公开活动身份，打算先到西安见一些老朋友。总之先把枪杆子把握住，以后国共两家必然要打的，那时我们掉转枪头再打国民党老蒋。请你见了北边的朋友，说明我进国民党的动机和目的”。我说：“这个我可以证明你的态度。不过，这样做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你是有名气的人，‘虽无声名传海内，却有盛誉在故乡’，你和子祥哥是怎样商量的？”子文回答说：“子祥哥也说，历史上打过颠倒的人，总是做不出伟大事业的。”我感叹地说：“对呀！不然你住到华山去吧，生活我可供给。”但他却坚决地说：“不是生活问题，一旦让国民党逮住，那就更麻烦了。”这时，天将明了，我便说：“渭南县近日正在捉拿我，趁天未明，我们一块向北二十里到我的一个朋友家住两天。”这次分别后，很少见面。

    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天，子文亲自来渭南我家送信，说他从曲政平（渭南军统站人，解放时起义）那儿得到消息，敌人要杀我和王璋峰，让我快躲躲。我当时觉得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他一看急了，对我说：“没你说的，你快走！”于是我对他说：“西边附近有我的熟人，咱俩先到那里，你明天再走。”他说：“我得赶快回去，不然会引起怀疑。”这样，我便出去躲了七个多月， 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