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为庐山会议的转折点。

    毛泽东发话了。他说他“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他在庐山上，已经“顶了二十天”。毛泽东警告一些人：

    “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

    毛泽东这次讲话，一下子把会议从反“左”，转到了反右倾上面去了。

    7月26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对一封信的批示，内中写道：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

    原来，毛泽东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这一“必然”规律，展开了反右倾。

    首当其冲的是“主帅”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在7月14日写了一封三千来字的信给毛泽东，指出“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其次则是张闻天，被称之为“副帅”，因为他那三小时的发言尖锐地批“左”。

    此外，还有黄克诚、周小舟，也被列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的几位秘书，此时也处境艰难：

    李锐积极批“左”。毛泽东说，“李锐这次也是右派”。于是，在劫难逃了。

    陈伯达曾称赞过彭德怀的信，此时马上“反戈一击”，算是滑了过去。

    田家英处境危险。他曾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左”的言行，差一点被划入“右派”。

    胡乔木呢？也颇为不妙。且不说他负责起草的《议定记录》已经遭到非难，连他在上山途中说过的“五八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也被人揭发出来。所幸揭发者说此话是李锐讲的（其实是李锐转述过胡乔木的话），而李锐不愿牵连胡乔木，自己承当了！

    胡乔木得以过“关”，还在于毛泽东平日对胡乔木的印象还不错。李锐曾如此回忆：

    “有天刘澜波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毛泽东对胡乔木“一介书生”的评价，大体上是颇为准确的。胡乔木一直难改浓厚的书生意气。

    至于最能顶人，表明他也并非一贯唯唯诺诺，一旦发表不同意见，够尖锐的。

    好在毛泽东对胡乔木毕竟还是很信任的，而胡乔木平素也小心谨慎，“顶人”并不多。

    会议“反右倾”，日渐进入高潮。内中，特别是揭发了彭德怀、张闻天、李锐等所说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抓住这一“谬论”，发挥了他的写社论的擅长，富有逻辑地从六个方面进行批驳，指出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二，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