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战线》未及问世便流产了。

    忙碌了一阵子的胡乔木，又退回到家中。

    1975年11月，形势骤变，毛泽东不满于邓小平的整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指出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在“批邓”高潮之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组集中火力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称之为“三棵大毒草”。

    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乔木有关，其中的两棵还是由胡乔木主持修改的。于是，批判的排炮，朝邓小平轰击，也朝胡乔木轰击。

    胡乔木又一次遭到了“半点名”。1976年4月，上海的“帮刊”《学习与批判》第四期上发表署名康立、延风的《〈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半点名”式地称胡乔木为“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于是，对于“三棵大毒草”的批判人力，不断加强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论指出，这是“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社论作了如下“分析”：

    《论总纲》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汇报提纲》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工业二十条》则是“洋奴置办的经济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写照，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

    经江青提议，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印数达几千万册。大量印行这些小册子，据云是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于是，各报各刊，大报小报，笔伐“三棵大毒草”。仅《人民日报》，从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发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讯，便达一百一十馀篇之多！

    不过，也传来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秀才们”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册子里，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于小册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见到“三棵大毒草”。

    他们说：原来，“大毒草”是这么回事！“大毒草”倒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批它们干什么？

    1977年5月15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这么说及所谓“三株大毒草”。邓小平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什么十八条等，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江青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视为眼中钉。1976年3月2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尖锐抨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及胡乔木，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谣言店”，胡乔木是“坏人”：

    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