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是不错的，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使面貌和气氛大变。

    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他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怎么这个人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风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

    乔木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这时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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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