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的真实思想讲清楚，认为他这些话是名为维护党的团结，实是维护当时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中央领导立场的表露。

    但是，随着对于“四人帮”批判的深入，对于“左”的批判的深入，胡乔木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他坚决加入了批判“两个凡是”的行列。

    胡乔木有着多年研究马列主义的阅历，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这“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加入，使批判“两个凡是”多了一员猛将。

    郑惠谈到胡乔木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态度的转变过程：

    在1978年5月份，大家都在议论《光明日报》上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他说得很严重，还扣了很大的帽子。事实上，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这么一说，搞得大家很不理解。干嘛要这么说呢？还这么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中央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邓小平也还没有表态。过了不久，小平同志表态了，支持讨论。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还有待核实。但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乔木开始表现态度不明朗。很快，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乔木起草的。这时，他跟着小平转了。

    1978年9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像真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根本常识。可是居然成为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不能讨论的问题。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还是多么严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同这种流毒作斗争，批评这种流毒，肃清这种流毒。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如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党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就不能前进一步。这就是这个讨论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什么背景的话，这就是它的政治背景。”

    他说：“《光明日报》那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听说本是外省的一位教师写的，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毛主席特别着重宣传和反复宣传的基本原理，竟然会成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进行这场讨论是多么及时，多么中肯，多么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成为问题，难道还不要大声疾呼吗？！如果对这样的问题还不大声疾呼，而是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那确实就像毛主席说的，这些同志自称学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因此，《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胡乔木的这些讲话，表明他完全转到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点，而且言语尖锐，跟他在“真理标准”讨论初期的言论全然不同。

    1978年10月，胡乔木还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