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正式开始。
从这时起，至《决议》通过，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年零三个月，胡乔的主要精力就耗费在《决议》上。
他陷入对毛泽东的沉思、反思之中。这一段历史，他是在毛泽东身边亲历的。所幸他因病自1961年8月起休养，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狂潮，“旁观者清”，也就看得更清楚些。不过，即便如此，胡乔木也曾经陷入困惑。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郑惠，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1980年5月16日，给少奇同志开追悼会，要写一篇社论，郑重说明过去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在当时这篇社论很难写。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叫《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真是费尽心机。这样一写，发表后，很多人说，明明错了嘛，还要恢复什么本来面目？为什么不能干脆说错了呢？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当时的胡乔木，既想纠正毛泽东的晚年严重错误，但是又处处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正因为这样，就连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也要说成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这也表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进行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写作，颇为艰难。虽说最后通过的《决议》三万五千多字，然而写了一稿又一稿，光是提供各种会议讨论的文稿就有七稿之多。如果把起草小组本身的讨论、修改加上去，不知改了多少稿。
最初，写的是提纲。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提纲说：“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当然要准确。”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于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重改一稿，于1980年10月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党员领导部四千人讨论，讨论了二十天。10月25日，邓小平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198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及部分老同志五十多人讨论《决议》。这时，3月18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说：“决议稿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此后，又反覆讨论，修改。陈云提出，专门加一段，“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直至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才对起草小组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五天之后——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胡乔木总算结束了一项重大的文字工程。
《决议》澄清了混乱的思想，提出了跟华国锋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论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决议》对“文革”彻底否定。指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当然也就涉及了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决议》掌握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