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太深了，至今我还默记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说：“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看了这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证就可以判断：一、在这之前，乔木找我谈话批评我时，他并未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也可能是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于是，他就匆忙下了断语；二、随之而来的，是对演员刘晓庆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从“个人奋斗”是一个罪名到热情加以鼓励了。时间相隔不长，从一次谈话到一封信之间的反差太大了。

    接下来，第二个话题是关于人道主义，由此引起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马克思着作中如何论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口号，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

    接着，乔木着重向我阐述了他认为应该定义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他讲到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治病救人，讲到社会公共道德，都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又强调地说，人道主义绝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学者要把马克思主义偷换成人道主义，是要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要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这和资产阶级讲的人道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由于当时谈话记录稿的档案找不到了，我无法把他大段大段的讲话一一复述出来。我仔细听取他的阐述，看来他的思想已酝酿了一段时候，也是有准备地向我讲，藉此教育和说服我的。我一面认真领会他的话，一面思考：在肯定人道主义，并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点上，他与我的观点并无分歧，而且我从来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乔木强调，只能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才符合我国国情，才是正确的，但他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范畴、内涵也并未说得十分明白，看来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探讨的问题。

    乔木和我的谈话仍在继续。乔木一面整理自己的思路，一面继续发挥他的观点：“解放以后，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断发扬起来，比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不知要高出多少。”他又说，如果抽去了人道主义的阶级属性，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起什么作用？把人道主义无限制地夸大，是要犯错误的。

    乔木一直坐在沙发上，想想说说，说说想想。谈话已持续三个小时，近中午了。我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他点点头。我连忙起身告别。邓力群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听，和我一样不断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思索，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同我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谈话中并无讨论，而只是他所作的一次宣讲；如果是启发我运用文汇报带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由于我学识浅陋，虽然尽力去领会，但仍有不少疑问，比如人道主义是否都和社会制度挂钩？人道主义是否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回报社后，我曾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讨论过，他们都认为还要再考虑考虑，不肯马上动笔写文章。

    紧接着，胡乔木在翌日上午又与马达进行了笫二次谈话。这一回的谈话主题依然是非常严肃：

    第二天早晨，又接到乔木秘书电话，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