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我走进乔木的会客室，他面带笑容，站起来和我握手，看来今天情绪比昨天好。邓力群仍然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乔木一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停了一会儿，他说：你可能已知道了（他昨天已告诉我了），前两天我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件事，书记处讨论过，中央很认真地考虑过，希望这件事对新闻界会有积极影响，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详细向我说了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王若水关于矛盾异化问题的争论情况。他一再表示，老胡在延安就认识，是老朋友了，拨乱反正他有积极贡献，但他太固执了，对党向他打的招呼也听不进；说王若水是有才华的，他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卷进去了，他曾找他们谈过，耐心劝过他们，可是没有效果。停顿了一下，又说，党对错误倾向是不能迁就的，他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一些老同志为什么在形势转折的时候就不清醒了……说着说着，表示出心情沉重的样子。

    乔木接着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还说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存在这个问题。他站起来，踱了几个方步，若有所思地说：最近××（指一知名作家）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要我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吗？他那些话、那些文章，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吗？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情绪有点激动。

    我想，这次谈话的主题明朗了，主题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反精神污染时，中央一家大报在第一版有五条新闻，标题内容都是反精神污染，知识界意见很大。我也不甚理解，曾向中宣部作过反映。上海领导部门也有人布置我们，要把反精神污染上第一版头条，做大标题，而且还要搞十个头条。我说这不是又在搞运动吗，不同意这样做。我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说的“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这一条，曾要求领导上明确作出具体的界定，不然自由化这顶帽子可以到处去套了。这次谈话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我似乎感悟了一些什么，真的要好好领会。这时，有人通知他要出去开会。我回到北京办事处打点行装，准备下午启程回上海。

    就在马达打算打道回衙的时候，胡乔木又约马达在当天下午作笫三次谈话：

    刚刚躺下休息，乔木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我下午三时再去谈话。我只好把机票退了，按时前往。秘书把我引入乔木家里的办公室，四周也是书架，他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旁边，我坐在对面。他看我有点诧异的样子，连声说：“我想到一点具体的事，请你帮我传达给市委。”我掏出笔记本一一记下。他讲的事，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某人的问题要严格批评，以及汉语大辞典编纂、毛选印刷问题，等等。我听后感到，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乔木交代的事，我回沪以后如实地向市委负责人汇报。我为乔木做了一次临时的义务传令兵。几件具体的事交代完，乔木把我一直送到大门口。

    我回到报社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了。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回味这句话，只有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