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长郁文。

    一开始沉默，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一大本，要费好大劲才看得完。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的声音越来越大：“你们这样不正派！”

    乔木这时也瞪大了眼睛，把身子也伸过来，大声地说：“你是反对中央，反中央政治局！”乔木的脸色很不好看，我注意到他上面一排老虎牙都露出来了。

    周扬立即回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气氛大为紧张，使人坐立不安，这在党内的会议上是少见的。

    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扬写了一封信，对中宣部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

    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

    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与事实有些出入，我谨向中央如实地说明情况，请再加核实。我的意见，如有错误，亦请再加指正。

    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马列学院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当时我因跌伤骨折住院，偶然和前来探视的王元化同志谈起此事，并希望他和王若水同志帮我起草。出院后我因仍有低温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这时离报告会只有一天时间了。第二天我因体力不支，请广播员宣读了这样一篇讲话。这样一篇重要讲话，虽是一篇学术性的探讨文章，但以我的身份宣讲，是不够慎重的。报告会的第二天，我立即把讲稿的清样分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等同志审阅。

    3月13日上午，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我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伦。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

    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

    乔木同志谈话后，邓力群同志来电话谈到我这篇讲话的修改，要我把讲话弄个摘要。我说报上发表的已是摘要，我不想再摘了，说时很不耐烦，态度很不冷静，这是不对的。

    这篇讲话的预告和全文发表，我事先并不知道。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