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