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义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物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