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以后又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也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早在五月，蒋就亲临南昌，并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其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具体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大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持地面部队作战。

    面对强敌，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