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初来乍到的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应该摆脱过去那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

    1933年10月17日，国民党军继续构筑碉堡封锁线，并以六个师加一个旅的兵力推进到谭头、资溪桥一线，企图吸引红军攻击，继而与之决战。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本应果断后撤避敌锋芒，再寻找机会歼敌一路，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命令主力红军准备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

    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以五军团为主，向资溪桥和谭头发起猛攻，以布置在石峡、洵口一线的红三军团、集结于湖坊地区的红一军团，准备在敌军被牵动时，对其实施猛烈突击。战斗开始后，五军团第十三师首先向敌人的天尊殿阵地发起数次攻击，未能奏效，夜间复攻，仍未攻下。次日晨，红十三师继续向敌第五师师部猛烈进攻，又未能取胜。打了两天，部队伤亡虽大，但五军团仍不折不扣的执行中革军委下达的战斗任务。24日、25日，五军团调整部署，以十三、十五师再次向敌第五师发起攻击，在敌阵地重火力点下，在通往敌人碉堡的冲锋道路上，躺满了红军将士的遗体。红五军团苦战四天，敌人巍然不动，我军伤亡惨重，既未能占领谭头和资溪桥，也没能达到牵动敌人的目的。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中革军委到这时才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人决战的计划。

    接下来的几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