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川会议上，大家对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在山地开展游击战，坚持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红军的作战方针认识不一致。

    毛泽东的立意很清楚，红军的作战主要是游击战，虽然也提到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但主要是前者。无论是插杨柳，还是老母鸡下蛋，吃饱了饭再说，意思都是先发展了力量，才有打日军的本钱。毛泽东想得很深很远。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能单拼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

    军事上是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中心摆在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干，不赚钱不干，是保存我们的力量，尽量扩大我们力量。

    但当时许多人想痛痛快快上前线，轰轰烈烈打几仗，总觉得打游击战不过瘾，不像民族英雄的样子。许多人提出要打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

    任弼时主张“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所以红军的行动方针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周恩来根据他对形势的分析，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刘伯承也认为作战方针应是“运动游击战”。

    彭德怀的看法是，“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至于毛泽东器重的爱将林彪，据聂荣臻回忆分析，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由于战事紧张，山西形势危急，军队急于出发，来不及对作战方针进行充分的讨论，在概念上作明确界定，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交给实践来验证和完善。

    9月中旬，日军兵分两路向山西省会太原推进：一路由大同进攻雁门北关，一路由蔚县、广灵西扑平型关。后一路前锋已进逼灵丘。负责指挥第二战区的阎锡山，手忙脚乱，拟集中兵力与日寇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举行会战，命八路军一二零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敌，命一一五师急进平型关，配合友军，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形势危急，八路军不等改编就绪，即开始出动，3万英勇健儿迅速离开陕北，宛如铁血尖刀，先后出鞘，插向敌阵，准备为民族斩魔除妖。

    平型关是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险关，是内长城南端的要隘。从平型关以东的山口到灵丘县东的河南镇是一条西南、东北向的狭窄谷道，中间是通往平型关的必经之路。此地地势险要，崖高数丈，陡峭如削，崖顶平缓，杂草丛生，是个伏击歼敌的理想场所。一一五师首长想利用此地阻击敌人。

    师长林彪到前线后，向中央报告当前一一五师的行动计划，拟以第三四三旅集中在平型关作战，准备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

    在延安的毛泽东获悉此情况，非常着急，16日，他致电林彪说：“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要动摇此方针。”

    此前，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在山西、河北、南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17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林彪等人，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