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冬天特别地寒冷，北风肆虐，滚滚的延河水上覆盖着晶莹的厚厚的冰层。

    1939年已迁居杨家岭的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这严冬的冷酷，他很少在炕上批改文件、看书，而是没日没夜地在办公桌前思考、写作。困了就狠狠地吸上几口烟，累了在不大的窑洞里走几步，或要警卫员打一盆冷水，用湿毛巾擦一把脸，又回到办公桌前。常常是天亮了，警卫员端着洗脸水进来，煤油灯仍亮着，毛泽东伏在桌上挥笔疾书；送来的饭菜，毛泽东忘了吃，总是冷了热，热了又冷。这情景让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向组织反映了这个情况。

    中央的负责同志为此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和警卫员开会，告诉大家：“主席不休息不行，我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你们必须让主席休息。”

    这天晚上，见夜已深了，毛泽东仍在工作，第一位同志走进了主席的窑洞，劝道：“主席，您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党组织决定让你休息，请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结果，第二个、第三个同志去劝都未奏效。后来，警卫员只好强行把油灯端走，硬逼着他上床睡觉。可是，等警卫员一转身，毛泽东又爬起来，重新开始他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景，来源于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王来英回忆编撰的《劝主席休息》的故事。

    此时毛泽东如此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写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是有其原因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却集中主力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据39年统计，当时日寇用于进攻敌后解放区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兵力的64%；伪军145万人，几乎为伪军的全部。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对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就发起了23次大小进攻，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了大小78次战斗。1938年11月20—21日，日机接连轰炸首府延安，投下的炸弹达159枚。

    为避免伤亡，不久，党中央机关迁至杨家岭，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

    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人民要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不仅来自穷凶极恶的民族敌人的进攻，而且出自抗日同盟者的倒行逆施。

    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虽被迫停止内战，与共产党携手合唱反日曲，但其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停止。

    蒋介石同王明的一次谈话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我的责任就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思是至死不变的。”

    蒋也曾计划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但是，高举着民族旗帜在敌后进行英勇战斗的游击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却唤起了民众，力量滚雪球似地壮大，威信空前提高。这不能不让国民党集团恐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更被他们视作眼中钉。在边区周围集结了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并相机进攻。

    1939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接二连三挑起摩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