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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德地区地处黄河之滨，东接山西，西连宁夏，北通内蒙，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还是延安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何绍南深明蒋介石意旨，到绥德后，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编组保安队分驻各县，加强控制，还在各县组织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对留守部队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

    1939年，何组织所谓“学联会”等，在绥德公开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和煽动学生请愿，企图使八路军撤出绥德。

    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指挥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杨家园子，打死打伤八路军官兵数十人。

    9月，何绍南又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指挥暗杀队，杀害八路军一个副营长。

    一次，何绍南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当萧劲光引着何到毛泽东的住地见面时，毛泽东双手抱在胸前，怒容满面，往日的笑容不见了。他开门见山地说：

    “何绍南，今天我请你可没有什么好话讲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

    何绍南红着脸，悻悻地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

    何绍南回去后仍不思悔改。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一一五师通行证，冒充八路军贩卖大烟土，破坏八路军声誉。他还继续煽动地方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

    在此情形下，边区政府决定驱逐何绍南等一批为非作歹的反共摩擦分子。毛泽东修改了萧劲光起草的致蒋介石等的电文，措辞强硬：“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命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蒋介石接此电报，反复掂量后，觉得此时还不能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舍卒保车，把何绍南调走。

    至此，坏事干尽的何绍南终于被赶出绥德。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向边区发起进攻，敌人占领了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山西的阎锡山、朱怀冰也向八路军进攻，大规模地掀起反共高潮。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先从政治上揭露敌人，呼吁不要执迷不悟；同时也给以有节制的军事斗争，指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动员征兵以补充留守兵团和边区部队，严阵以待。

    国民党不仅制造军事摩擦，而且在思想战线上对中共发起了进攻。他们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收买了一小撮反动政客、文人，大肆炮制和贩买各种反共“理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一次革命论”，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高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陈词滥调的反动宣传一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定反响，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混乱。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急需回答的问题。

    中国该向何处去？毛泽东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已整整100年了，长夜漫漫，应尽快给苦难中的人民指明一条光明之路，让其看到新生的希望，国家的光明前途。这就是他不舍昼夜思考写作的缘由。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大风大浪，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有了充分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已写作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都是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