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为作了诠释：“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想搞好的，故1939年（应为1940年）青干班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这说明王明吹捧毛泽东的举措只是为了取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改变自己的形象，扭转自己挨批评的被动局面而作出的。

    其实，在延安的王明心有不甘。他虽已做不成“公认的领袖”，但仍一心想保住大理论家名号。

    据王明在延安时写的简历，从1939年至1941年10月，他担任过“中央统战部长兼南委、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及女大等工作”。“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委即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此外，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

    在此期间，王明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了很多文章，极力塑造自己“理论家”的形象。

    他故伎重演，每次演讲，总要抱着一大堆马列主义的原著放在讲台上，以显示自己读的书多，理论高深。讲演中，他根本不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格式套；举例子，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引用革命导师的话，总要把卷、章、节、页、行的数字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许多青年人的确大开眼界，觉得王明了不起。

    王明分析问题也很教条。

    1939年7月7日，他在《新中华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文中说抗日战争大约只要4年左右。原因是“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4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

    1939年底，毛泽东写完了《新民主主义》的初稿，向大家征求意见。王明看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错误》，文中说：

    新民主主义论，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留于形；正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这与他在《学习毛泽东》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的评价截然相反。

    在几十年后，王明写回忆录《中共五十年》，说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因为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都没有说过革命须经过这个阶段。

    由此可见王明的虚伪和教条。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王明马上给他的学员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

    这是王明的得意之作，是他为批判李立三而专门写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原名叫《两条路线》，1931年2月在上海初版，曾被吹捧为“是中共进行两条路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

    应该说在这本小册子里也还是宣传了马克思、列宁的若干正确思想，如革命发展不平衡思想，革命高潮是个长过程，高潮并不等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思想，以及没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就会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的思想。这在中共30年代理论匮乏的状况下不无积极意义。这也是党内一些干部能够接受王明或一时为王明所迷惑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据专家研究有以下问题：

    ①他开创了一个“批判”模式：列宁或共产国际是怎样说——李立三的说法不符合——所以李立三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它不仅以引证代替了事实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以列宁的某句话或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破坏了实践是验检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根本上窒息了理论发展的生机。在王明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