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子中，通篇充斥着这一模式。

    ②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只要是不同意见，无论对错，一概冠之以“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路线”等的大帽子。如李立三曾说过“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等。这话并没错，王明一律称之为“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

    ③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解决意见分歧。如在《两条路线》的“引言”中，提出对“立三路线”要“作残酷斗争”、“坚决无情的反对”。在《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一节中，甚至提出：“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的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也给予“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

    总之，《两条路线》一文践踏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它极端的教条主义，处处以“本本”作为检验实践标准的做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中的极坏先例，是理论运用中的不正之风，也是他不断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的原因。

    由于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他把这本小册子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在苏联印了第二版。

    1940年3月，王明把它加序再版，作为延安各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的参考资料。他在序言中为自己辩解：“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他推销他的主张以迷惑不明真相的新党员：

    “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新干部，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央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些表演产生了一些效果。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他任职的延安女子大学，甚至有人称他为“王妈妈”。许多青年人很欣赏他的长篇大论，认为这“最高级最精彩”。

    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目的是要全党警惕两种错误路线的倾向：一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路线；二是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路线。政治局讨论这个草件时，有人提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的错误。

    这说明直至1940年，王明的错误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王明仍是受人爱戴的“理论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