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上下开展以反对教条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王明本人，却于1942年2月16日，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一首耐人寻味的《忆牡丹》的七绝。诗曰：

    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自古道“诗言志”，王明在毛泽东提出整顿之风痛快淋漓地批判教条主义之后，立即作了咏牡丹的诗，歌颂牡丹“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谄不低头”的气节，他表达的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是很显然的。

    在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后，1941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历史问题。

    在会上，一些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张闻天第一个作了检讨，他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他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决心补课，要求去延安附近的乡村进行实地调查。1942年1月26日，他离开延安作调查。

    （《解放日报》，博古任社长）博古自从回延安后，就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常驻在宝塔山、凤凰山对面的清凉山办报，几年来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在会上他作了两次发言。他说：

    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有些感觉。

    他表示：有勇气研究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

    李维汉等人也做了检查。

    但王明没有作自我批评，在9月12日的发言中，他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不承认自己在抗战初期犯有右倾错误，相反，他揭发批判起他的中山大学同学来。他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自己在莫斯科发号施令的错误一笔勾销，把责任推到博古身上。又说李维汉自我批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

    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到会同志的不满。

    1941年10月初，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电报，一连提出15个问题，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不妥协的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态度冷漠而发的。问题包括：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国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本，目的是使德国在东方的盟国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并进攻苏联。

    毛泽东把电报交给王明，征询他的意见，决定大家一起讨论，商量如何复电。

    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10月7日晚，当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同志前来找他谈话时，王明进行反击，指责“中央过去的方针（指洛川会议以来的方针——引者注）是错误的”，“太左了”。并说“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的时候，需要与资产阶级把关系弄好，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