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动。”

    由此，不仅甘肃党成了“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

    在康生的指示下，许多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先后被押到延安接受审查。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

    接着，他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他的高级参谋胡公冕为首的代表团到延安和我方谈判，并派特务分子侯声（胡宗南部的副师长）同行。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交往”为由，亲自圈点了一个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晚抓人。后来，他还得意地说：“4月1日晚来了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

    事前，保安处的干部提出证据不足，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这些说明审干肃反扩大化已在所难免。

    《四三决定》发布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

    首先，康生又让自己制造的张克勤案件派上用场，让张成为“坦白典型”，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动员报告”，进行现身说法。

    大批“特务”是怎样坦白出来的呢？

    据张克勤后来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在当时形成了“坦白”光荣的气氛。为了鼓励“坦白”，很多单位决定，凡坦白者给点心、饼干吃，并在大会上戴大红花表彰。

    别小看了点心、饼干的作用，在40年代的延安，经济异常困难，有时只能喝稀粥，能吃到饼干是一种奢侈。

    在此氛围下出现了许多闹剧：

    行政学院九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会后立即举行庆祝会，大家捐钱买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

    边区政府总务处处长是一位老干部，平时勤勤恳恳，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开过“坦白”动员大会后，很苦恼，因为他手下工作人员是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杂人员，没有问题“坦白”。为此他弄得吃不下，睡不香。总务处的同志们看在眼里，便私下商量：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而且“坦白”了还能吃饼干、戴红花，大家一齐去“坦白”算了。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是“特务”，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有了7月15日康生报告中450人向党坦白悔过的数字。在这种“坦白”中已埋下冤假错案的种子。

    但是，康生仍不满足，他急需扩大战果，显示他的工作成绩和能力。他耸人听闻地说：“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7月15日，他又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让形势变得咄咄逼人。“坦白”的人数不够多，就逼、供、信，甚至凭主观臆断，任意指鹿为马。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70%～80%政治上靠不住。因而在当时社会部“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新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