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而才认为坦白彻底。”

    康生常常拍着胸脯说：“看×××那个样子就像特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许多离奇案件出现：

    有的女同志爱打扮，就被说成：“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一位进步女青年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便怀疑她是“日本特务”。

    一位中组部的老同志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

    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聊天散步，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被捕风捉影者诬为组织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还有一桩后来成为“笑柄”的事情，反映人们精神紧张的程度：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迟了，半夜到家，新媳妇仍独守孤灯等待他。他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认为她有问题，硬揪她到一位负责同志那儿交待问题。

    为了得到口供，抢救运动中，对被审讯人员施刑，“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因此，在抢救运动中，一些人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

    还有的因经受不了不白之冤而精神失常，上吊、投井自杀。

    整个延安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