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讨论的意见，并于1944年5月成立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决议。任弼时主持召集，委员会的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和博古。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决议》起草的全部工作。

    《决议》起草后，又经过了多次反复修改，光是毛泽东就前后作了七次修改，委员会天天开会讨论。毛泽东后来曾特别提到这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这说明党对待历史问题的谨慎态度。”

    毛泽东决定起草委员会的灵魂。为制定《决议》，他提出了如下指导思想：

    “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于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要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样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事实上，着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思想不仅贯彻在《决议》中，而且贯穿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始终，并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如：

    要“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可采取鲁莽的态度”，“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必须要讲究方法，“好好说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同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压服只能是压而不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样，在延安当时形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民主团结气氛，碰到问题能够畅所欲言地展开争论，而又不影响团结。

    总之，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延安整风最有价值的历史内容，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范例。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11个月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一天，任弼时收到了王明表示承认错误、拥护这个决议的声明书。

    接着，张闻天、博古等发言，拥护这个决议，诚恳地向错误路线下受打击的同志致歉，对决议所体现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政策，感到温暖。博古说：

    这也就是纠正了党内斗争的恶劣作风。我知道这个目的是给我们留下余地，但治病救人要有效，必须病人自己有觉悟，有信心，有决心。

    任弼时也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批评。他坦率地说：

    对毛主席的认识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从莫斯科回来，由于看到《新民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关于战略问题的小册子，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嘱咐，由于“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从前许多同志苦于没有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都要如决议所说像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票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