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政党，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空前发展：到七大召开前夕，党员由原来的3万余人发展到120万；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达91万，民兵220万；根据地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人口近1亿。

    在此时，党要处理远比过去复杂的党内外、国内外、敌、我、友等多方面关系，面临着繁重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为了很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党的领袖人物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撰写了一大批理论著作。其中以毛泽东最为突出。《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的一批重要论文发表，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同时，延安的其他领导者，包括曾经犯过错误、受过批评的同志，在思想理论上也十分活跃，写出了一批很有影响、很重要的著作。如朱德的《实行对日作战》（1937年7月15日）；刘少奇的《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提纲》（1937年11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战》（1938年1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总结了抗日根据地经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撰写了《论公营商店》等研究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都促进了党的理论繁荣，说明延安群星璀璨。

    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前期，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以增加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怎样命名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以最杰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

    1941年3月，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1942年7月1日，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还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一概念。

    第二天，即7月5日，王稼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诞辰而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