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磁场效应
人们都知道,磁石对铁、镍等物质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宛如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大批爱国青年、仁人志士从各个地方,不顾日寇的炮火和空袭,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阻挠,奔赴延安。在这些人员当中,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海外人员,甚至有国民党军政人员,真是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延安方面给以他们充分的民主,让他们自由交往、自由议论,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然而,在这些人员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有小部分人抱着不切合实际的美妙幻想,在生活一段时间后,不能适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环境,而要求离开。对于这些人员,我党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事实上,许多人从延安回到国统区后,经过对比,又重新回来了。我们在这里仅举两例。
1941年6月,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爆发了回民起义。国民党以6个师的兵力对起义进行残酷镇压,大批回民被国民党惨无人道地抓走活埋。起义失败后,马思义率起义群众200余人投奔陕甘宁边区,受到我党的热情接待,用回民最隆重的宴席“全羊席”招待了他们。在我党领导下,起义群众成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后来,马思义报仇心切,决定带部队杀回家乡去。毛泽东指示,马思义要走,让他走,来时如何欢迎,走时如何欢送,规格不要降低。后来,他带来的人、马、枪、弹全部带回,一样也不少。然而,马思义和骑兵团一离开陕甘宁边区,立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再次遭受损失。经过前后对比,马思义真正认识到,要求得民族的解放,必须依靠共产党。他终于又一次率部队投奔边区。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训,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骁勇善战的武装部队。
1938年8月,一对年轻夫妇不满国民党黑暗的统治,投奔到陕甘宁边区。男的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女的是法国文学博士陈学昭,是当时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
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分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搞写作。开始,两人的积极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然而,日子一久,何穆不适应边区简陋的医疗环境,他的许多建议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便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发出重回国统区私人开业的念头。何穆夫妇的执意要走,我党觉得是一大遗憾,但还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针对这一件事情,毛泽东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说我们延安的窑洞好,冬暖夏凉;吃饭有食堂,穿衣不用愁;延安的空气也好。可他们说不好,不习惯,还是要回去吸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认为那里好,你留他也没用。他们回去后,会以亲身经历来作比较,如果他们经过对比,又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决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的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两人回去后开办了私人诊所,但随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物价的昂贵,生计的艰难,特务的刁难,使他们感到生活的窒息。给他们打击最大的是,他们自己的小孩竟因患病不能及时医治而夭折。他们想到,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又有何可取之处?随后,他们对重庆,对国统区彻底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我党在他们私人开业的过程中,经常与他们取得联系,并在生活上给以关心和照顾。1940年秋,何穆生病住院,周恩来派人送礼物表示慰问,许多共产党员纷纷前去探视。两个不同世界的对比,使何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