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摆下“鸿门宴”
，经过新闻舆论的炒作，从重庆抛到了延安。
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
顿时间，全国人民的视线，国际舆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话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调儿唱得一次比一次高，言语一次比一次坦诚，舆论攻势一次比一次强劲。
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据说，蒋介石的这个高招来自政学系头目之一，时任国民党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据说这事儿做得很秘密，作出决定前不但未找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商量，甚至连他的秘书陈布雷也未曾预闻。
事实上，蒋介石这样做也是在窥测了延安的动静，分析了毛泽东的态度之后做出的。他们的大胆相邀、他们的穷追不舍，基本上是建立在毛泽东不会离开延安的判断上的。
他们的判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整整8年的抗战中，毛泽东从未离开过延安，他虽是国民会议参政员，但他一次也没有到重庆出席过参政会。现在国共关系紧张，他更不会到重庆去。此外，从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处发出的消息看，毛泽东“似有懦怯之意”。
国民政府驻延安联络参谋是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八路军总部派出的。按照规定，联络参谋的任务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但是，国民政府的联络参谋基本上不干这些工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延安的各种情报，并秘密报告重庆。延安方面，当然知道这些所谓联络参谋都是国民党政府插在边区的耳目，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仍对他们以礼相待。
8月14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报后，在延安接见了周励武和罗伯伦，并明确地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
周励武、罗伯伦自然很快将这次接见的情况告诉了重庆，并根据他们二人的主观判断给重庆提供了一个毛泽东“似有懦怯之意”的信息。
可重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假戏真做”，却让延安在关键时刻来了个“将计就计”。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一改初始态度，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当然，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首先，他借美国的飞机已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再次，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的岗位也作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还是作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毛泽东的“弥天大勇”，不但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舆论，而且为他自己日后在重庆表现个人魅力争得了关键的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