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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延水粼粼,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

    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旋即从机舱里走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国大鼻子赫尔利,一个是国民党将军张治中。他们两人是专程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的。

    不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面对着这些为自己的安全而焦急万分的送行者,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前一天晚上,他与刘少奇谈了整整一夜,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配合,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不要顾虑我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其他人都登上了飞机的舷梯,毛泽东还在与送行的人群握手道别,此时,他的心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虽说过去与蒋介石在战场上有过多次较量,但两个宿敌坐下来,面对面的谈判这还是头一遭。

    毛泽东离开延安,延安方面不轻松,重庆方面更紧张。

    蒋介石原本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所以毫无顾及地把“和平绣球”从重庆抛给延安,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延安方面,现在毛泽东不但把这个球接住了,而且把球从延安抱到重庆来了。这就是说,人们的视线由延安又转向了重庆,并悬注着他自己的反应。

    既然事情已经弄假成真,蒋介石心里十分明白,他作为这次和谈的始作俑者,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身上的压力至少有三点:一是毛泽东在重庆安全的压力。他绝对不能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任何意外;二是毛泽东重庆之行影响的压力。他必须把毛泽东重庆之行造成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三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的谈判压力。他必须守住“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尤其对军事要严格统一不稍迁就”的底线。

    为了解决第一个压力,蒋介石精心挑选了忠实可靠的宪兵,组成“警卫班”,专门负责保卫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并特别吩咐除“警卫班”成员外,不管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可以开枪打死,不负责任。因为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内派别林立,特务系统庞杂,且有许多人极端仇视共产党,如果哪个不听命的部下擅自行动,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为此,他专门找到戴笠,要他严格约束部下,不准胡来。

    其实,蒋介石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操心的同时,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此行的安全组长,也煞费苦心,从警卫、住处到饮食,他都一一作了精心安排。

    曾在延安拍着胸脯向延安人民保证过“是我把毛主席接去的,我就要安全把他送回来”的张治中,更是主动地把自己上清寺桂园的府邸让出来,给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居住,自己全家则暂时地搬了出去。

    正因为这样,在重庆期间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度的从容。

    为了解决第二个压力,蒋介石首先是压低接待规格。他向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发出指示:“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如果我们去翻阅一下当时新闻界对于这个历史时刻的报道,就会发现一个罕见的怪事。毛泽东是应国民党之邀到重庆来谈判的,但毛泽东抵渝后,其他各报又发消息,又登社论,反应十分热烈,惟独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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