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延安阳光明艳，延水粼粼，宝塔山显得格外壮观雄伟。

    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旋即从机舱里走出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国大鼻子赫尔利，一个是国民党将军张治中。他们两人是专程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的。

    不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赫尔利、张治中一同出现在机场上，机场内早已有数千人在等候着为他们送行。

    面对着这些为自己的安全而焦急万分的送行者，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前一天晚上，他与刘少奇谈了整整一夜，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配合，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不要顾虑我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其他人都登上了飞机的舷梯，毛泽东还在与送行的人群握手道别，此时，他的心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来到延安10年了，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延安，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毛泽东一点也没有旅行者的轻松和愉快，因为他此行的责任实在太重了，一言一行都受到世人的注意，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虽说过去与蒋介石在战场上有过多次较量，但两个宿敌坐下来，面对面的谈判这还是头一遭。

    毛泽东离开延安，延安方面不轻松，重庆方面更紧张。

    蒋介石原本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所以毫无顾及地把“和平绣球”从重庆抛给延安，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延安方面，现在毛泽东不但把这个球接住了，而且把球从延安抱到重庆来了。这就是说，人们的视线由延安又转向了重庆，并悬注着他自己的反应。

    既然事情已经弄假成真，蒋介石心里十分明白，他作为这次和谈的始作俑者，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身上的压力至少有三点：一是毛泽东在重庆安全的压力。他绝对不能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任何意外；二是毛泽东重庆之行影响的压力。他必须把毛泽东重庆之行造成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三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准备的谈判压力。他必须守住“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尤其对军事要严格统一不稍迁就”的底线。

    为了解决第一个压力，蒋介石精心挑选了忠实可靠的宪兵，组成“警卫班”，专门负责保卫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并特别吩咐除“警卫班”成员外，不管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可以开枪打死，不负责任。因为蒋介石担心国民党内派别林立，特务系统庞杂，且有许多人极端仇视共产党，如果哪个不听命的部下擅自行动，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为此，他专门找到戴笠，要他严格约束部下，不准胡来。

    其实，蒋介石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操心的同时，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此行的安全组长，也煞费苦心，从警卫、住处到饮食，他都一一作了精心安排。

    曾在延安拍着胸脯向延安人民保证过“是我把毛主席接去的，我就要安全把他送回来”的张治中，更是主动地把自己上清寺桂园的府邸让出来，给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居住，自己全家则暂时地搬了出去。

    正因为这样，在重庆期间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度的从容。

    为了解决第二个压力，蒋介石首先是压低接待规格。他向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发出指示：“有关谈判的报导，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如果我们去翻阅一下当时新闻界对于这个历史时刻的报道，就会发现一个罕见的怪事。毛泽东是应国民党之邀到重庆来谈判的，但毛泽东抵渝后，其他各报又发消息，又登社论，反应十分热烈，惟独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