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籍、客籍，是井冈山地区一个特殊的问题。

    这个特殊的问题，竟也成了边界党的建设的又一大难题。

    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矛盾，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

    所谓土籍，是指世代繁衍下来的本地人；所谓客籍，则是指那些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外地人。

    土籍人多聚居在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平地，并且占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客籍人多集中在山岭高地，经济条件较差，政治地位也不高。

    土客籍人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外来户，轻视、歧视；客籍人将土籍人当作压迫者，不满、仇恨。日积月累，数百年下来，矛盾越来越深，争斗越来越烈。在土客籍矛盾特别严重的地方，甚至土籍学生和客籍学生都不能在一个学校读书。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这种土客籍的矛盾和斗争，竟然也影响到共产党内来了，而且其严重程度，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想象，以至于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惊呼：“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这种界限的存在，使边界党组织也出现了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之分。

    在宁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宁冈县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别是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和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袁文才。

    龙超清和袁文才，都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所倚重的关键人物。在根据地创建之初，他们俩还合作得很好，共同配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打开了斗争的局面，而且龙超清还是袁文才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两人在共患难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矛盾。

    然而，他们后来还是卷入了土客籍矛盾的旋涡之中，难以自拔。

    由于边界以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为代表的土籍革命派，大多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以政治力量占优；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革命派，大多是军队或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以军事力量为强。于是，就有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使边界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发出通牒，要捉拿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于是，一些和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放出话来：打土豪土籍人吃了亏。

    1928年2月，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亲自推举活捉反动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不满，文根宗就任不到3个月，他们就提出“轮流坐庄”方案：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5月，他们果然推出客籍的甘金煌取代了文根宗；仅过了1个月，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甘撤换掉。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白军打入根据地，土籍农民纷纷挂起白带子“反水”，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农民；后来红军重返井冈山，土籍农民不少跟着白军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

    这样的事，在边界经常发生。

    尤其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土地革命。在宁冈，三次分田都因土客籍的矛盾而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次，1928年2月，因居住在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产生意见，使田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1928年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