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这是毛泽东对井冈山根据地经济形态的准确定性。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实行武装割据的基本条件。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使乡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有利于割据的武装力量生存。

    但是，因封闭和落后而导致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严重地束缚着边界经济的发展，在需要足够的给养以维持众多部队进行长期武装割据的情况下，使得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当毛泽东最初率领工农革命军到宁冈茅坪“安家”时，近千人的部队本不算多，但部队给养都觉困难，特别是吃饭问题更为棘手，以至于当时部队又下山时，每到一地都不忘“打土豪，筹款子”。

    吃饭问题在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两支队伍会师之后，更趋严重。

    当时负责部队后勤工作的范树德回忆说：“开始，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千把人，没收地主的存粮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例如：到了遂川以后，只要打几家土豪，就能解决我们一段时间的吃饭问题。……1928年4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湘南部队和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人数猛增到一万多，湘南来的部队中很多是一家都来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离开家乡，到了井冈山，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都把他们组织成严密的部队，又不能让他们在井冈山当‘叫花子’。”

    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在经济落后的井冈山地区，要长期维持一万多人的吃饭，确实不是易事。范树德算过一笔账：“当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两）24两，合1斤半。这样每个人1个月就需要45斤。”

    如此推算，1万人1天就要吃掉1.5万斤粮食。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以至于毛泽东在给江西省委并中央的信中，发出了“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吃饭大难”的惊呼。

    为了解决“吃饭大难”的问题，边界党、军委和毛泽东、朱德等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压缩战斗力不强的湘南农军部队，除编在十师的第二十九团之外，其他永兴、资兴、郴县等地来的农军，全部返回湘南；加大打土豪的力度，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队伍，专门打土豪，通过这种办法搞粮食、搞物资；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以尽量节约有限的经费去购买粮食。

    这些措施很快奏效，特别是1928年5月底的遣返湘南农军的工作，红四军军委做出决定之后，由湘南农军编成的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的数千名农军及其家属，立即从江西的宁冈，经湖南酃县的水口向湘南转移，在到达资兴县边界的彭公庙后，即兵分数路，各自返回原籍。

    边界军民的吃饭压力由此减轻不少。

    尽管如此，根据地要维持一支有一定规模的正规红军，还是困难不小。要从根本上保证红军的给养，还有赖于边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边界经济是农业经济，发展边界经济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他们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

    在井冈山根据地，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和逐渐深入，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可谓是“土地回老家，农民笑哈哈”。这就为发展边界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分到了田不等于收到了粮食，边界各级苏维埃政府在组织开展分田斗争的同时，不忘督促分到了田的农民勤耕细作、努力生产。

    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虽然有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边界地区，特殊的环境使得农民发展生产受到了一些制约。

    其一，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军参战，以致劳力匮缺；其二，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