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转战到东固山，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此时，已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和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宵却突然不辞而别，离队出走。

    毛泽东等人大吃一惊，细细了解，方知其中的原委。

    还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前夕所召开的柏路会议上，曾出现过一个对袁文才、王佐极为不利的情况。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传达党的六大有关决议精神，由毛泽东宣读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传达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在中途突然宣布：“休息一下。”

    许多人都不明就里，只当是会议的中途休息。其实，这是毛泽东临时采取的策略措施，因为决议案的第十个问题，是关于“对土匪的关系”，原文是这样写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严厉的镇压”、“完全歼除”，如此激烈的言辞，如此严厉的措施，肯定会刺激“绿林好汉”出身的袁文才、王佐，使他们产生误解。因此，毛泽东宣布休息，而且后来也再没有在会议上宣读这一段文字。

    但是，中央的决议精神是不能隐瞒的。于是，就在柏路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参加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毛泽东将在大会上省去未念的一段作了传达，并就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进行了讨论。

    王怀、龙超清主张杀袁、王二人，虽然他们有着土、客籍矛盾的动因，但打的却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决议的旗号。

    毛泽东则不同意杀袁、王二人，他提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党员，不属“土匪”之列；王佐参加红军后，表现积极，也在斗争中加入了党的组织，因此袁、王不能杀。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工作，会议最后作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

    然而，袁文才最终还是知道了六大决议的这一段内容。这是在红四军转战到了东固时，他和刘辉霄偶然看到了六大的有关决议，直看得他们心惊肉跳。

    他们不敢相信，更感到害怕，于是决定出走。

    当时与他们一同出走的刘天林回忆说，在得知六大决议有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内容后，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我和刘辉霄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名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我带一付绳索，作为担牛皮。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当时我们很高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路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阳历5月份）。”

    袁文才等人悄悄地回到了井冈山，他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只得先秘密找到“老庚”王佐。

    王佐弄清了情况后，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

    宁冈县委中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坚决主张严肃处理，理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