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正当：其一，六大决议有严厉镇压土匪首领的指示精神；其二，袁文才等人私自离队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何长工为难了，他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报告。宛希先对袁文才了解较深，交谊甚厚，几经斟酌后，决定给袁文才“党内警告”处分，派往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

    袁文才明白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因此对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他愉快地接受了处分，又积极地投身到保卫边界的斗争之中。

    然而，边界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对袁文才的不满并未消除。

    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做了大量工作，调解、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党组织内部加强思想教育，甚至采取组织措施，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以龙超清、谢希安等为首的土籍革命派，和以袁文才、王佐等为首的客籍革命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时有发生。

    本来，袁文才、刘辉霄等人调到红四军工作，就是为了缓解边界土客籍的矛盾，不想他们自己又溜回来了。

    袁文才再次卷入了边界土客籍矛盾的激烈旋涡之中。

    1929年冬天，宛希先被害事件，使袁文才与土籍革命派的矛盾发展到了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委的对抗。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不幸被土豪抓住杀害，有人造谣说是宛希先主使而为。永新县委听信谣言，组织永新县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宛希先竟因此而惨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与宛希先关系甚好的袁文才闻之非常气愤，对永新县委极为不满。

    永新县委及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亦因此而与袁文才、王佐等结怨，竟发展到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派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到了湘赣边界。在这位巡视员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

    可是，这次会议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也接受了永新县委及部分边界特委委员的观点，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这样，就将原本的内部矛盾，用组织决定的方式，上升成了敌我矛盾。

    决策已定，缺的就是时机。

    不久，机会来了。

    2月2日，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突袭茶陵江口，在蕉坪一举抓获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的团总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抓罗克绍，是因为罗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够造枪，他们想利用罗为红军弄一些枪支。因此，在抓了罗之后，他们对罗并没有为难，而是好言相劝。

    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此大为不满，极力主张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没听谢希安的，只是将罗克绍作为人质关了起来。

    谢希安一状告到了边界特委。于是，有了“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的罪名。

    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他们率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一直认定“毛泽东是中央才”、只佩服毛泽东个人的袁文才、王佐，自然是欣然从命。

    从命虽然是从命，但袁文才似乎也有不祥的预感。宁冈的老苏干苏兰春回忆道：“袁说：我去也可，不去也可。但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袁说着从内衣口袋拿出一本书说：里面有一句‘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关难过。”

    22日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