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毛泽东说这是不讲政策
晚,袁、王率队到了集合地永新城。这里果然来了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一派编队打吉安的紧张气氛。
晚上,袁、王参加特委召开的会议。主持会议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列举了“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等数条罪名。袁文才、王佐对此偏听偏信的责难十分恼火,但仍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
彭清泉容不得袁、王的解释,他气愤地把白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
袁文才也不示弱:“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
火性子的王佐更不吃这一套,他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峙起来。
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23日,一切好像都还正常,特委还弄来大量酒菜款待袁、王部队。可其他县的部队正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警惕。
王佐对袁文才说:“老庚,这次恐怕凶多吉少,还是把队伍带走,退到九陇山去。”
袁文才不相信:“不能多疑,那有自己打自己人的。”末了。他还加上一句:“你真是牛眼睛,把人看成禾桶大。”
王佐气得回敬一句:“你是鹅眼睛,把人看得太小了!”
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就已经去信、去人,找到彭德怀,请求红五军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数十年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形: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
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23日晚星夜出发,于24日拂晓赶到了永新城,随即包围了袁、王部队。
悲剧终于发生!
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冲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响之后,带着几个亲信往东门逃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王佐等人只得涉水过河,水急河深,不幸淹死在东关潭里。
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就这样死于非命,成为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牺牲品。
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袁、王之死的直接后果是袁、王两支革命武装随之消亡,袁、王的一些亲友和部属,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相继“电省反赤”;袁、王之死的重大影响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随之丧失,而且,红军部队后来虽多次力图恢复,但均未奏效;袁、王之死的沉痛教训是必须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生,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毛泽东深为惋惜,他曾多次说:杀袁、王两人是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袁文才、王佐的冤案被平反,他们二人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毛泽东握着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这是对袁文才、王佐的公正评价。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是井冈山根据地后期斗争的一大悲剧。
袁、王二人死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完全丧失。
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袁、王之死,自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红军因此失去了当地支持袁、王的群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