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各军改称“人民革命军”，宣布废除国民党旗，改用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急调“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去围攻19路军，便成为他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周恩来根据这一情况，在福建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即致电博古、项英、李德等，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迟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镇压福建革命政府。他敦促提早决定红3、5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崇高市、贵溪等方向前进的入闽蒋军。

    同时，周恩来和朱德又致电红10军军长刘畴西、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19路军宣布反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赣东北和闽北红军抓紧这一机会：㈠广泛发展上述地域的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㈡集中红7军团主力准备随时可以截击或尾敌之行动部队， 意在消灭敌之实力，切忌正面迎击与强攻堡垒。

    然而，中共中央局从左的观点出发，对福建革命政府和19路军抱着完全不信任态度，拒绝给予支援。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了红一方面军行动训令，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19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这样，周恩来原计划的支援福建事变和19路军的军事行动被搁置起来了。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发表社论，没有把福建革命政府看作抗日同盟者，而错误地指责“19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反军阀官僚豪坤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福建事变发生后，正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异常紧张，因为他极害怕红军与第19路军联合。一旦这样，不仅他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化为泡影，甚至使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得到第19路军助一臂之力后将如虎添翼，迅速全面反攻。他每天都要找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询问是否有红军与第19路军联系的情报，后来没有发现此种使他忧心忡忡的情况，他不由发出一番不幸中之万幸的感慨。

    为了镇压第19路军，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出9个师，与其他部队组成“入闽军”，由蒋鼎文率领，向福建进攻，而对中央苏区则暂取守势。这样一来，本来投入“围剿”中央苏区的大部兵力被抽调去镇压第19路军，同时也把保卫京沪杭的第87、88师也抽编到“入闽军”中，造成后方十分空虚，连南京的防务也是由一些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这是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第五次“围剿”的极好时机。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军事领导人积极向中央局建议，红军乘机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以求打破蒋军的“围剿”。李德、博古、项英等人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红3军团按照博古、李德的作战方针，12月2日在黎川城东的团村与蒋军12个团激战。由于红1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击溃战，蒋军大部得以逃脱。

    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认为如团村战斗中红1、3军团联合作战，战果必不至于如此。提出目前红军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技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主力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