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三军团主力应进至中洞地域；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前进至中洞地域；军委一纵队进至塘洞、源头地域；五、八军团进至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地域。

    由于能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使刚刚经过湘江恶战尚在疲劳中的红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人硬拚，使何键和李宗仁、白崇禧以优势兵力在新宁、城步至武冈一线堵击红军的计划落空了。

    桂、粤、黔三省，在鸦片烟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此时，桂系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集结于武冈至洪江一线，湘军以重兵布置于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黔东南极为空虚。但是，蒋介石却限制桂军入黔。李宗仁、白崇禧一眼就看出来，何键意在自保，蒋介石意在图黔。一旦贵州落入蒋介石之手，对广西来说不仅失去主要财源，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一个威胁。

    于是，两广军阀经过秘商，联合向蒋介石请缨入黔追剿红军。蒋介石当然不会上两广军阀的当，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便令其嫡系薜岳部兼程进入贵州，并任命薜岳为贵州绥靖主任。蒋介石捷足先登，两广军阀无可奈何。蒋军内部的利益争夺，使他们无法集中全力来对付红军，造成黔东南的空虚状态，对红军入黔十分有利。

    自从渡过湘江进入老山界以后，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三人在一起行军，开始对三人团提出批评。这些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

    批评主要针对两方面，一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蒋军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蒋军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蒋军的方针；一是把战略转移搞成大搬家，使战斗队都成了掩护队，沉重的负担拖住整个部队的后腿，结果在湘江损兵折将。

    对此，周恩来不像博古、李德那样惊诧。他认为，在党内出现意见分歧，并进行争论，是正常现象。至于毛泽东他们三人批评三人团，只要这种批评是公开进行的，那怕批评得再尖锐，也不足为奇。第五次反“围剿”确实是失败了，战略转移行动确实在湘江遭受重大挫折，这是全军上下有目共睹的事，没有人会对此无动于衷。

    然而，身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对来自毛泽东他们的批评，内心也无法做到完全镇静。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西征转移以来遭受的重大挫折，他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虽说在战略战术上，他对很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博古、李德不同，并因此发生过多次争论，但当他以一票对两票处于劣势时，为了顾全内部团结，他又只能屈从于博古、李德二人，去执行自已并不支持的决定。

    现在，当部队遭受重大挫折后，博古、李德二人都愁眉不展时，他一方面要承担失败责任，一方面指挥部队脱离险境，完成战略转移的历史使命。这时候，他责任之重和心理压力之大，在党内军内是无人能比的。

    而除了他周恩来，此时能担此重任的，还有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