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堡垒主义战术，对红军围追堵截也要打持久战。于是，严令部队未经他允许不准擅自进退，而是要逐步用堡垒缩小包围圈，让红军来攻堡垒，进行决战。由于敌军这一战略战术的变化，毛泽东、朱德几次诱敌深入计划未能实现，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意图也空落了。

    为打乱蒋介石的“围歼”部署，周恩来、毛泽东将计就计，让红军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以吸引更多的蒋军，实则准备在蒋军重新逼近时再转兵西进，寻求新的机动。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徘徊诱敌时，蒋介石分析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消减，不可轻视；一方面认为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粮食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

    于是，他于3月9日发布命令，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郭勋祺各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将红军围歼于遵义西南地区。

    林彪、聂荣臻面对敌情瞬息万变，红1军团指战员求战心切，于3月10日致电中革军委：“关于目前行动， 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同时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的五条行动方案。

    遵义会议批判李德个人包办军委工作的独断专横作风，以后凡军事问题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都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进行集体决策。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在周恩来、毛泽东、洛甫、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中传阅后，洛甫立即在鸭溪召集党中央、军委及红军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洛甫一向作风民主，接任中央总负责人后，讨论什么事都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参加会议的十多人都赞成林彪、聂荣臻攻打打鼓新场的方案。唯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

    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光考虑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更要考虑打鼓新场周围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孙渡的四个旅。一旦我们攻打打鼓新场，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王稼祥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周、吴、孙部有所反应之前，拿下打鼓新场。”

    毛泽东说：“在我们对敌情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你们可能只想拿下打鼓新场，而忽略了由此引起的意想不到的恶果。战斗一打响，我们面对的不仅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我们有被围困的危险啊！”

    王稼祥说：“避实就虚要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总是绕着敌人走，一仗不打呀！”

    毛泽东说：“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嘛！绕着敌人走并不都是坏事，现在还真不得不绕着敌人走哩。”

    王稼祥说：“黔军刚惨败在我们手下，是很怕我们的。打鼓新场只不过驻着一个师，吃掉它完全有把握的。”

    洛甫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看法。这段时间有不少同志向我反映，说我们老是与敌人捉迷藏，不打仗，无法让士气振奋。所以我认为，进攻打鼓新场是可行的。”

    “恩来同志，你的意见呢？”毛泽东望着周恩来说，他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这位“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支持又是决定性的。

    会议开始以后，周恩来一直保持沉默，对争论双方都不作表态。自他与毛泽东重新合作以来，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红军摆脱蒋军围追堵截的唯一办法。每次作军事决策时，他都支持毛泽东。可这回，他觉得毛泽东在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上，似乎顾虑太多了一点。老是绕圈子避开蒋军，部队的确怨言不少，应该抓住战机打击一下蒋军，以振士气。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偏向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