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阻挡于前，蒋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中日‘满’共同防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意图没有多大改变。在进行国共联络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及“围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全国抗日热潮日渐高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件”。一场内讧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他不得不对西北采取缓和政策，开始考虑国共谈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把与中共谈判的工作交由其亲信、时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和谌小岑主办。谌小岑与曾养甫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陈立夫向他们俩口授了谈判的四个条件：㈠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㈡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㈢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㈣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谌小岑将这四项条件转交负责联络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吕振羽和受周恩来指派负责与曾养甫联络的张子华。

    五月中旬，张子华到达陕北，向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谈判的四个条件。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回应，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共商国共合作大计。八月，潘汉年回到陕北保安，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的情况。潘汉年是在去年长征途中红军二占遵义后，由中央派往白区，同年夏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年底，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调整对苏联外交的需要，委托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奉中共驻国产国际代表团之命，潘汉年离开莫斯科，途经香港，于七月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

    这个张冲，就是一九三二年初在上海炮制“伍豪脱离共党事件”的主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年前他千方百计地要抓捕周恩来，并在抓捕计划落空后采取诬陷手段企图使周恩来身败名裂。如今，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不得不准备与周恩来打交道了。至于在以后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两人化敌为友，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那是另一部著作要叙述的故事了。

    当时，对与中共谈判持积极态度的曾养甫，在调任广州市长后，决定由武汉电台和陕北建立联系。张子华带着和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到陕北，并交了曾养甫希望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约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来谈判。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写信。信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