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这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

    “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已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百回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将何以自处耶？”

    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写信。信中写道：“宗南同学：前由沪上转致一函，不知能达左右否？兄十年‘剿共’，南北奔驰。今番转师南下，兵不血刃，不可谓非蒋先生接受国内停止内战之一致要求为国家保此元气也。今闻兄已奉命来陕，重整师干，向红军进攻。在蒋先生或以为红军非易与者，非以重兵压境不能逼使就范。但兄不能无视过去战况。远者不论，松潘之役，兄固控制战略要点矣，且更借自然屏障，企图困我于蛮山草地，然包座之战竟不能阻我长驱。今者形殊势异，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兄率孤军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顺，即以势言也不利。且兄更不能无视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

    “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故红军非不敢言战者，更非压迫所能就范者，要以国脉垂危，诚不欲斫伤过甚，是以不惮再四呼吁，祈求停战御侮。现特再以共产党致国民党公函附陈省览，希加审察。吾侪均为有民族血性者，又同与于大革命之役，虽中经乖异，但今当大难，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吾兄其有意乎？夙闻黄埔同学中，颇不乏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蒋先生亦曾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言，兄果能力持大义为同学先，则转瞬之间，西北得救，合作告成，议于蒋先生，一面按兵待命，犹愈于拼命屠杀为国人笑。此为国家留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