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倘愿遣使相商，尤所盼祷。”

    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离开保安，赴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他身上除了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外，还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共八条，最重要的是前五条，即：㈠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㈡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证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㈢必要步骤：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二、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三、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四、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五、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六、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㈣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㈤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不久，张子华回到陕北，这回同时带来两样东西，一是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信件，二是给周恩来准备的护照。十月八日，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

    这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即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他调兵遣将，大军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原来，先前与中共接触谈判，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向陈立夫布置谈判时，他就制定了对中共的方针：“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现在，他认为消灭红军的时机已到，便亲赴西安部署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并扬言“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在此种情况下，国共高层人员的谈判计划搁浅。十月十四日，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先由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初步谈判。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将此决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尽管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大举“围剿”苏区，使国共高层谈判未能如期举行，但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双方增进了了解，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一切，为不久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具有历史深远而重要意义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