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以后不久，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2～6日，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占领遵义。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四周山峦起伏。它北通四川重庆，南是贵州省会贵阳，东有武陵山，西有大娄山，全城约有3万多人，交通方便，市面繁荣。红军西征尽管战斗艰苦，但仍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他在处理军事全局之外，仍十分强调政治工作。红军占领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周恩来亲自检查了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鉴于情况已有变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认为：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最后作出以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北上渡长江的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和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到泗渡。

    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被批评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所以此时政治局每天讨论作战和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根据会上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

    红军的行动，使得蒋介石感到川南受威胁，于是急令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另一方面令龙云的滇军人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由豫、鄂人川至松坎，令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红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月2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但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到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堵。红军避实就虚，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在进入扎西之前，途经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的鸡呜三省村时，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8日红军进驻扎西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