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去谈判。到筠门岭敌军前哨时，敌军连长对部下说：“这是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何长工同杨幼敏等在离筠门岭约40里的一座洋楼中谈判，他们对何长工说：“何司令，不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捞不到什么，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同意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双方在现战线后退20华里。

    这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得知后问：“你们是不是远走高飞？”何长工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天了，表示祝贺。”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何长工回苏区。何长工到会昌后，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在于都等他。何长工连夜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要行动。别的职务暂时没有，请你到教导师当政委。”

    这时，各路红军都集结在于都河（贡水）北岸。要离开苏区出征，必须渡过于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桥。于都河宽六百多米，水深1～3米，河底为沙石。为了架桥，周恩来已在于都住了20多天，亲自指示征集器材。为了避免暴露，架桥作业在每天下午5时到次日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4日，周恩来到作业现场视察。10月16日，渡河行动开始，连续几天，都是在下午6时到第二天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

    10月21日，出征的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据守这一道封锁线的是粤军，由于谈判达成协议，红军向南突围时敌军实际是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堵截，所以红军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之后的一个多月中，红军以“久困之师”，又连续突破敌军的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粤军、湘军、桂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围，渡过了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会到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就在湘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了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6日，红军翻越老山界。从这时起，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了争论，主要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当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2、6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开会，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旧坚持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15日，红军攻克黎平。18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而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黎平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有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