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等领导人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两道封锁线的经典之作。

    11月7日，朱德发布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遂分三路带着“坛坛罐罐”艰难地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湘江地域。此时，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11月中旬，红军兵分两路进入桂北地区。11月25日，朱德向红军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针对敌之企图，朱德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强渡湘江的部署。此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对于红军抢渡湘江十分有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部队携带的笨重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坐失良机。

    湘江之战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渡河点。但因部队前后相距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通道里，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在这险恶情势下，朱德临危不惧，与周恩来一起指挥部队抗击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江。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付出极大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血战5昼夜，终于在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付出的巨大代价，引起朱德的深思。当他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时沉重地说：对于突围没有丝毫经验。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补充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1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更多了。

    朱德吸取了这血的教训，与周恩来、王稼祥于12月4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部队抛弃了笨重物资设备，从而保证了部队能够轻装前进。红军过了湘江后，继续西进，进入峰峦叠嶂的西延、龙胜山区。此时，红军又面临着天上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扫射，脚下山险路滑，又常遇到反动民团的骚扰，使部队行军更加艰难。

    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2月上旬，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红军将北上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便加紧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等地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把守，企图一举歼灭红军。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前进。致使红军又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贵州前进的建议。中央红军突然转向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一下子把国民党十几万军队甩在湘西，使中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