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原因，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会上，朱德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路线给予严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地追究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给中央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谴责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瞎指挥，致使丢掉根据地、部队伤亡惨重。他在发言时，还非常激动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义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该决议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一（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转变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贻误了时机。在突围中，采取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遵义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中央红军转战途中，于2月5日在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在中央负总责（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指挥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险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26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仍十分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三、驰骋云贵川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3万中央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与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终于跳出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