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亲历者中，陈云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鲜为人知的是，他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的征程，与参加长征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也要独特得多。

    责任重大的五军团党代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央红军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军第5、第8、第9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担任。在陈云受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

    朱德向陈云简要介绍了红5军团的情况。红5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博生等按照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个军团虽比红1、3军团成立晚，但过去是冯玉祥的部队，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格斗中用大刀拼杀是出了名的，现又经过三年革命战争的考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针对红5军团的特点和战斗作风，周恩来向陈云谈了中央的意图：1、3军团做开路先锋，8、9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巨的殿后掩护任务由5军团担负。接着，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最后，他郑重地对陈云说：军团领导班子虽然很好，但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作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以加强对5军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赋予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1934年10月18日，陈云随红5军团从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红5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当时整个军团只有红13师和红34师两师六团人马。陈云协同董振堂、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5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的第三天，陈云便来到第13师，向师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13师的任务，并就西征行军中的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第13师的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以完成中央交给的重任。针对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开小差严重的现象，从11月4日起，陈云干脆与13师官兵一起行军。行军中，他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战士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指出发生严重的战士开小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的领导能力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陈云的指导和帮助下，红13师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做了认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开小差现象逐渐减少。直到11月15日随13师最后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后，陈云才离开13师回到红5军团总部。

    敌人在桂林以北的湘江边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由于红军向湘西北进军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早已暴露在敌人面前，再加上大搬家式的行军延误了军机，红军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中陷入了险境。

    红5军团的殿后战斗异常艰苦，无数指战员英勇牺牲。陈云和军团首长为了组织和指挥战斗，曾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12月1日，红1、3、8、9军团和中央、军委两纵队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堵截，渡过湘江。此时，两侧敌人已开始急速沿湘江合拢，而5军团的部分部队仍滞留于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为此，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等，催促部队迅速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