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迫踏上长征路

    1934年4月下旬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共产国际。不久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博古、李德等人仍未对转变战略方针作出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是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7军团北上、红6军团西进。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朱德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当日傍晚由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时朱德总司令年近48岁，他身着旧灰军装，腰插一支小手枪，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按规定他可以配备担架和文件挑子，但为了节省人力，他只要了两匹马供乘用和驮行李文件。在长征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驮乘伤病员。尽管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挫折，不少指战员踏上长征路时多有沮丧情绪，但身经百战的朱德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沿路谈笑风生地给大家讲故事，鼓舞大家的革命情绪。

    博古、李德等人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战略转移这样的事关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红军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等物资，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朱德尽管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但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却掌握在博古、李德手中。朱德顾全大局，想方设法指挥部队，减少红军损失。仅10月23日这一天，由他本人签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达15件之多。他向各军团通报敌情，部署各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要求部队在行动时须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必须隐蔽露营，加强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卫生救护和收容等。

    10月18日，红军主力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而后再过信丰河，向湘粤边境转进。11月8日，红军主力全部通过国民党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

    红军之所以能够较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道封锁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当局没有摸清红军的行动意图，防范较松；二是在红军出发前，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签订秘密协定过程中，朱德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7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9月底，朱德亲笔致信陈济棠：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指日可待。信中并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10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和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长征时，陈济棠履行了相互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致使红军主力得以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两道封锁线。这是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