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他调集重兵，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步步推进，持久作战。

    这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扩大到8万多人，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如果按照正确的战略和军事原则，打破“围剿”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

    但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战略和军事原则。1933年6月13日，临时中央发出了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个作战计划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指示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弱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为了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指示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进行分离的作战”。

    后来，毛泽东曾把这叫作“两个拳头打人”，指出这是错误的。

    1933年9月25日，敌人北路军的3个师向中央苏区的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后来说：“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部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周恩来是主张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他在1933年4月写过一篇名为《论敌人的要塞》的文章，登载在《红色战场汇刊》上，文中说：“就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他又在5月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红军比起敌军来，总体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而被抽出兵力的方向就成为对优势敌军的钳制方向，这是红军在运动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也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上是一贯的，即便到了1934年春，中央对军事领导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周恩来和朱德等在给方志敏的电报中，仍然指出：你们应“集中和扩大红10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

    但是，在后方的中央领导无视周恩来等的不同意见与过去作战的宝贵经验，一再命令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甚至说什么“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周恩来、朱德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人，只好遵照执行中央的命令。从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就是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结果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自己反而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人中革军委机关。以后就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就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前方，回到瑞金。

    4月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