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必须抢时间渡过金沙江。按原计划，部队欲分三路过江。不料，1军团到上游的龙街渡口时，渡船被敌人先我一步烧毁了；3军团在下游占领洪门渡口时，只缴获两只小渡船，每次只能渡10余人，耗时太长。上述两个渡口均因江面宽，流速急，无法架设浮桥。只有中路刘伯承、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昼夜兼程80余公里，于5月3日深夜，抢占皎平渡口，缴获了两只大木船，偷渡北岸成功。然后，他们又在上下游收集了五只木船，大的一次能乘30多人，小的能载10余人，如果昼夜不停地摆渡，全军用五天多时间就能渡完。

    为了组织红军全部人马顺利渡江，中央和中革军委特组织渡江指挥部。陈云被任命为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共同组织部队过江。

    皎平渡口南面是云南，北面就是四川。所谓渡口，也只比其他地方稍微平一点，地势还是非常险的。南岸停船的地方还可在沙滩上，北岸则是悬崖，在悬崖上凿上一条将近100米的隧道，通到半山上的一个关卡，隧道边还凿了窗洞来方便采光透气。船到北岸，渡客下船后顺石阶而上，来到隧道口，经隧道上山。

    渡口的江面很宽，对岸喊话这一边的人都听不见。水流每秒达四五米，平时水浪达一二尺，起风浪时达三四尺。江边气候变化莫测，风急雨骤，好在风雨一般持续不过半小时。大风起的时候，江边沙滩上的沙子都能吹起来随风飞舞，人都站不住。

    陈云来到江边指挥渡江，卫生员还给找了个土洞临时休息。陈云对渡江工作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来江边的沿途，渡河司令部都派人张贴渡河纪律。部队来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到船边，而听军号声指挥。上船时不能一窝蜂，而必须按次序排成一路纵队。这一规定，下至普通战士，上至军团长等高级干部，都必须遵守。上船后，每船安排一个司令员，船上的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马匹不能上船，就让马夫坐在船尾牵着，船开动后岸上的人拿鞭子把马赶下河，跟在船后面游过去。

    当时渡河司令部的人每餐的伙食只有青豆，但陈云安排给船夫每昼夜开伙6次，顿顿杀猪吃肉，每天还给5块钱现大洋。这几只木船都已经极为破烂，江水从船底向船上涌出，每次来回，都必须派人拿木桶将船舱里的水舀起来，倒回江中，才能够重新使用，渡船每小时只能来回三四次。为保证夜里渡江的安全，红军在两岸点起大火堆，把江面照得透亮。

    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到5月9日，红军井然有序地渡过金沙江。过河后，将几只船摧毁。对船夫，则不但支付他们工资，还考虑到船毁后他们的生计暂时受影响，又额外给他们每人30块大洋和其他东西。

    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追军的袭扰。当时红军宣传人员还搞了个小品，说的是红军已渡江北去，蒋军追赶红军来到金沙江边，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扔掉的一只破草鞋，面对滔滔江水徒唤奈何。红军战士胜利的豪情溢于言表。

    过江后，红军绕过西昌城，于5月21日占领冕宁城。

    遵义会议后，陈云除担任军委纵队政委之职外，还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只要有机会，陈云便积极与地方组织联系，开展工作。

    红军到达冕宁县的次日晨，陈云便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冕宁县政府招待所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抗捐军的事。随后，陈云又在总政治部召开有红军干部和当地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