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云还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主持了几位地方积极分子入党的仪式，并给他们上了党课。

    到达冕宁，红军已经接近了大凉山西部的彝民区。这个区域面积较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畔的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族区域。彝家均有武装，共有数千支快枪并有少量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土司所有，但自国民党刘文辉部入雅州之后，即驱逐彝家土司而据其土地为已有，因此，彝家与刘文辉部结仇甚深。

    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刘伯承还与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后来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10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过彝族区后，陈云随部队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于5月31日到达泸定县。这时，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特殊使命。

    向共产国际和全世界介绍长征

    红军到达泸定县城的当晚，陈云出席了在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红军长征后，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失去了白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在湘江之战中，中央100瓦大功率电台又销毁在湘江，从此完全失去了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共产国际的联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一方面使红军得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重新取得了战略机动性。另一方面，迫切需要恢复白区工作。

    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县。陈云从天全县灵关殿出发，奔赴白区。

    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密的，当时只有少数领导人和核心机要人员知道。陈云本人更是守口如瓶，连对当时也在长征队伍中的亲人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临行前，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全部机要文件交付组织处理，把一个蚊帐送给了自己的好友张闻天，同时委托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把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交给亲人。

    离队前，中央给陈云作了周密的安排，给他安排了护送人，周恩来跟他约定报平安的办法，刘伯承给他提供了几个有用的关系。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特务、叛徒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像陈云这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横穿大半个中国，远赴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但陈云和护送他的地下党员席懋昭机智地应付了沿途的各种情况，安抵成都。在这里，陈云托人到《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约定，向中央发回的安全抵达成都的“平安家书”。

    陈云从重庆乘船东下。船行至武汉，旅客纷纷下船活动、买东西。陈云考虑到白区环境复杂，叛徒、特务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以邀功，上岸后就会增加风险。他想尽量避免离船，但这样又不太合乎情理，会引起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