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心。陈云想了个办法。快到停泊地前，他买了一点酒，佯装自斟自饮。到了武汉，同舱的人邀他上岸游玩，他就推托说喝多了，想留在船上睡一大觉，不露痕迹地搪塞了过去。

    到上海后不久，1935年9月上旬，陈云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与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乘苏联货船秘密赴苏联。

    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形。他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指出这次会议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陈云在报告中指出，西征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军事指挥上、组织上存在三个错误：一、部队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仅运输各工厂的机器就占用了五千人，有时后卫部队落后于先头部队达十昼夜的路程，给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三、我们的行军路线仿佛是用铅笔画好的，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人，我们成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对象。陈云说，在黎平，红军领导内部出现了争论，广大指战员对“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改变了军事战略，采取灵活机动的前进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陈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能力自已解决问题。其目的在于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有所了解，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因为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长征仍然能够取得胜利，说明“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成熟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了解。事实表明，在陈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很快转变了态度，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塞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可以说，共产国际开始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与陈云的莫斯科之行密切相关的。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红军的长征是世人广泛关注的一件事情。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后，蒋介石便向国内外大肆吹嘘他的“剿匪”功绩，胡说红军已完全“溃败”，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受其蒙骗。为了戳穿蒋介石的谎言，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红军长征的真相，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二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

    在文章中，陈云署